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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为何一再推迟开辟第二战场?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如同阿拉曼的胜利,如同1943年5月邓尼茨的U潜艇撤出大西洋,也如同1944年6月6日解放之师在诺曼底安全登陆,是丘吉尔战争的巅峰时刻之一。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丘吉尔坚信,西方同盟国一定会打败希特勒,随后打败日本。或许,1945年5月8日他所做的出色的宣告胜利的广播演讲,其字句在1941年12月7日的夜晚已然成竹在胸。

然而,战争行为从来就不是简单的,联合作战的行为往往更是异乎寻常地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轴心联盟差异巨大:两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因语言相同而联合,因非常不同的国际关系哲学而背道而驰,却在种种事件的促使下意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的战时盟国。这个马克思主义国家不仅曾经宣扬资本主义体系必将崩溃,而且直到1941年6月还自愿遵守与他们共同的敌人签定的互不侵犯和经济合作条约。因此,共同策略的协调注定艰难。1941年12月,温斯顿·丘吉尔还无法预见到这有多艰难。

德军开到莫斯科城门口时,西方强国都无法向苏联直接提供军事援助。英国仍然没怎么武装;美国才开始摆脱长达20年的裁军。1941年6月德国发起进攻的那一刻,丘吉尔奉行“我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原则,向斯大林担保,英国能够省下的每件武器和必需设备都会运到苏联,苏联北部的护航运输队立即启动。8月,盟国在纽芬兰的普拉森夏湾召开会议,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签署了《大西洋》(Atlantic Charter)。会议期间,丘吉尔和罗斯福再次强调这个提议,结果9月美国的《租借法案》以优厚的条件扩展到苏联。然而,斯大林无非想开辟第二战场,7月19日他先向丘吉尔提出这个要求,在此后三年中,他多次重复提出并强调这一要求。1941年,开辟第二战场的时机还不成熟。当英国和美国盘算着如何能够一起最大限度地转移希特勒对东方征服战的注意力,并在德意志帝国的边缘地带削弱德国国防军时,它们只能期望苏联可以自保。

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丘吉尔一心一意地思考着进攻希特勒帝国边缘地带的具体地点和强度。实际上,美国参战后,它们将共同开辟第二战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如果德国是美国唯一的敌人,那么也许会更早开辟第二战场,直接对抗希特勒在法国北岸修建的大西洋壁垒(Atlantic Wall)。然而,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日本这个敌人应该更快受到惩罚。

因此,在太平洋战役的第一年,丘吉尔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陌生的境遇之中。尽管他不再因为害怕战败而感到压抑,但他同样不再是其国家战略的最高统治者。因为英国只有与美国协调一致才能取胜,所以他不得不顺从白宫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委员会的战略决策者的意愿。

罗斯福仍然倾向于听从丘吉尔的领导。陆军上将马歇尔和海军上将金则不同。金只对太平洋感兴趣,不关注其他战场。马歇尔仍然负责欧洲的军事行动,不过他认为应该尽早在通向德国的最短路径上开辟第二战场,因此,他对一切推迟开辟第二战场或分散精力的尝试深感怀疑。

丘吉尔对开辟第二战场犹豫不决。1941年7月5日,在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指挥过的四场损失惨重的两栖行动时,他对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喊道:“记住,我的胸前挂着达达尼尔、安特卫普、达喀尔和希腊奖章。”

1942年,战事进展顺利,因为美国人派出海军陆战队和若干陆军师在太平洋越岛作战,而且打算于1943年展开跨度更大的两栖跳跃。美军与少量日本驻军作战,数千英里海洋将这些驻军与日本本土的军事基地分开。第二战场将要求所有英美远征军进攻防守稳固的大陆边缘地带,这些远征军一旦有所损失,将很难被替换。在那些边缘地带里面,有着300个师的陆军和一部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战争机器。因此,在1942年的战斗过程中,丘吉尔发觉自己正在走上一条日益狭窄陡峭的路。

一方面,他不敢减少英国对第二战场的担当,免得美国人断定美军兵力最好部署在太平洋地区(1942年被派往海外的美军主要部署在太平洋);另一方面,他也不敢过多地承担职责,以免要在胜利的机会到来之前收拾美国猛攻大陆造成的残局。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四个月,在普拉森夏湾召开的会议上,丘吉尔同意罗斯福的看法,如果美国参战,民主国家的联合策略将是“先打德国”;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18个月里,他努力说服罗斯福,尤其是马歇尔和他的那些美国将军同伴们,盟军的策略应该是“先打德国——但是时机尚不成熟”。

对丘吉尔而言,和军人们周旋是种新体验。他像独裁者似的对待陆军和海军将领——实际上对待政府所有人都是如此——他随意解雇指挥官,甚至连希特勒都认为极端,希特勒将此作为他当元首远比丘吉尔当首相更合理的例证,向他的高级军官们广而告之。

“自1939年至1943年间,”英国皇家海军的史官评论道,“没有一位在重要海域指挥作战的海军将领,丘吉尔没想过要去免了他的职——在一些情况下他确实这样做了。”他开除将领的事情臭名远扬。1941年6月,他剥夺了韦维尔在中东的指挥权;14个月后,他又开除了韦维尔的继任者奥金莱克(Auchinleck),两次都采取专横的方式;他还签名批准免除第8集团军三位指挥官坎宁安(Cunningham)、利斯(Leese)和里奇(Ritchie)的职务。在丘吉尔的眼中,只有将军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爵士行事毫无差错:即使1944年他在意大利作战时贻误战机,难辞其咎,他的英勇无畏和战士精神仍使他免受苛责。

丘吉尔无法那样对待美国人,至少无法那样对待金或马歇尔。金如皮革般坚韧;马歇尔好像大理石雕像般冷漠,甚至威胁罗斯福(马歇尔决定绝不因总统开的任何玩笑而发笑)。作为美国《租借法案》慷慨款待的座上客,丘吉尔不得不掩饰、劝说和搪塞,如果在他自己的地盘上,他本会提出要求,发出命令。丘吉尔在同盟内部的外交实践不得不基于一种完全不同于他用来管理和操纵英国内阁和参谋长委员会(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的方式。他灵光乍现,从他的参谋们用来对付他的方法中发现了这种方式,当他们想要拖延他所中意的计划或劝阻他执行他们认为不可行的计划时,就会使用这些方法——开始时原则上同意,然后以许多详尽论述的异议推翻这一观点。

丘吉尔之所以担心第二战场,是因为只有以势不可当的兵力,以海空排山倒海般的轰炸产生的冲击力粉碎大西洋壁垒及其防守部队,它才能获得成功;1942年,他明白,那样的兵力和后援都是无法获得的。

1941年12月,他前往华盛顿参加代号为“阿卡迪亚”(Arcadia)的会议,这是英国人和美国人首次以联合作战者的身份会面商谈战略目标。从会议的基调来看,丘吉尔断定,马歇尔反对他要在地中海(英国人曾在这一地区取得胜利)对德国持续施压的意向。马歇尔想要在太平洋部署一支强大的盟军部队,他居然提议英国将领韦维尔担任指挥官。

阿卡迪亚会议最好的结果是,该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参谋长委员会(Combined Chiefs of Staff),由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组成;最糟的结果是,该会议确保美国军方批准了丘吉尔和罗斯福达成的“先德后日”的秘密协议。

因此1942年4月马歇尔赶往伦敦,满怀热情地商定时间表。丘吉尔和阿伦·布鲁克因德国在沙漠地带取得的胜利而消沉沮丧,对苏联在克里米亚和顿涅茨河流域失守之后的生存能力颇感悲观,尽其所能地周旋。他们详尽地论证,说服马歇尔支持“大锤”行动(Sledgehammer),即1942年进攻法国的计划;通过更加迂回的方式,也赢得马歇尔对“波莱罗”行动(Bolero)的支持,即美国在英国持续增兵的计划。

尽管丘吉尔有着“迷人的魅力,冷静的劝说,粗鲁的坚持,口若悬河般的雄辩,短暂的愤怒和几近落泪的伤感”,他还是没能令马歇尔热衷于后来被称为“火炬”(Torch)的行动,即进攻北非计划。马歇尔的“重申、施压和决心”促使双方采取“围歼”行动(Roundup),即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

4月,丘吉尔向马歇尔作出许多让步,可是当他于6月访问华盛顿时又扳回一城。由于德国和同盟国的实力相差悬殊,1942年穿越海峡的进攻必将招致惨败,因此丘吉尔反对任何这样的举动,这是正确的。他合理地论证“大锤”行动看似过于草率,因此使罗斯福对“火炬”行动(当时代号为“体育家”[Gymnast])颇感兴趣。

丘吉尔主张,如果“波莱罗”行动将大批美国军队调到英国,那么罗斯福的选民们将期待参战。既然1942年他们还不能参与第二战场,为什么不能在1943年“围歼”行动展开前的北非临时行动中使用他们呢?罗斯福将信将疑。7月,罗斯福再次派遣马歇尔到伦敦研究解决问题。

马歇尔此时处于顽固的情绪中。英国对提早开辟第二战场的激怒了他,促使他考虑支持金和麦克阿瑟的太平洋事业。尽管这只是马歇尔讨价还价的策略,但却是金想要的结果,7月16日,金陪同马歇尔来到伦敦,丘吉尔感到,未来四天的战略辩论也许是这场战争中最白热化的战略辩论。

战略辩论出现僵局,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当年开辟第二战场,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和战时内阁拒不松口。双方同意将问题提交给罗斯福,于是罗斯福总统不得不作出某类他不经常做的决定;在单纯的军事问题上,马歇尔通常是他的引导者。因此,马歇尔应该得胜。

然而,丘吉尔剑走偏锋。他不仅于6月访问华盛顿期间给总统平添了许多疑惑,接着,他与罗斯福的私人特使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往来,通过这种非官方的沟通渠道强化了那些疑惑。起初,霍普金斯几乎和马歇尔一样对英国人是否全心全意持强烈的怀疑态度;然而,丘吉尔、内阁和参谋长委员会的联合外交攻势俘虏了他。此时,在丘吉尔和霍普金斯的游说下,罗斯福决定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一系列将第二战场排除在外的选择,其中“火炬”行动是最吸引人的。当马歇尔勉强接受这次北非登陆行动时,罗斯福满怀热情地批准了他的选择,而后将预定日期定为10月30日(结果该行动于11月8日展开)。

如此,丘吉尔得偿所愿。然而,他非常清楚,他的胜利只是过渡性的。除非德国实力急剧衰落,或者盟军实力急剧增强,否则1943年他仍将对开辟第二战场负有责任,他还知道他在来年必须找到让英国摆脱这种责任的方式。

自从上次与罗斯福、马歇尔会面后,丘吉尔在8月前往莫斯科,向斯大林做出担保,不是1943年进攻法国的明确承诺,而是英美联军将进攻法国的强烈暗示。因此,对于丘吉尔而言,代号为“象征”(Symbol)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几乎和去年7月在伦敦召开的会议同样困难重重。他明白,如果想击败金和“太平洋派”——尽管实行“先德后日”,此时麦克阿瑟统领的军队数量和艾森豪威尔在欧洲统领的军队数量一样多,每个战场都有约35万名将士——那么他必须使马歇尔热衷于“火炬”行动的“后继”行动,最好是进攻西西里;然而,丘吉尔只有说服马歇尔相信西西里不会妨碍第二战场,而且英国信守此前一年作出的承诺,他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几乎是无解的外交难题,因为丘吉尔无法向他的盟友坦白道出他的恐惧,即使时至1943年,他仍然担心穿越海峡的进攻也许会遭遇失败。事实是,在争论了五天之后,问题得到了解决,这几乎完全归功于英国高超的外交技巧。

卡萨布兰卡会议宣布,准许参与“火炬”行动的军队在北非战役结束后即向西西里进军。这几乎是唯一一条丘吉尔关心的条款,因为他明白出兵西西里将妨碍1943年第二战场的开辟。美国人将西西里的战事视为众多战事中的一个,依然妄想地中海策略不会影响对大西洋壁垒的攻击。他们用将近一年的时间才认识到,即使是美国庞大的、不断扩充的战争机器,也无法生产出足够的资源,同时维持这两场战事。

卡萨布兰卡会议还作出其他重要的决定,包括在罗斯福的坚持下宣告同盟国唯一能够接受的条款是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然而,决定出兵西西里是至关重要的一条。

1943年5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三叉戟”(Trident)会议上,美国人来者不善,“准备应对和反击英国人每个可能的观点,而且得到各类专家的支持。他们本该凭借认真的准备,在“三叉戟”比赛中获胜,可是,在会议进行过程中,亚历山大从突尼斯城发来消息称英美联军获胜,英美联军的将士是“北非海岸的主人”。这个好消息,加上丘吉尔巧妙地商讨将地中海战役延伸到巴尔干,说服了美国人支持西西里远征,将进攻西西里视为更可靠的选择。

西西里之战始于7月,那里的战事决定他们继而应该同意进攻意大利大陆。马歇尔和他的同僚带着他所要求的“必胜的精神”参加8月在魁北克召开的“四分仪”(Quadrant)会议:无论如何不再偏离第二战场的开辟。然而,在“四分仪”会议期间,西西里传来消息称,意大利将要提出投降。

轴心国中的一国首次彻底战败,因之也许能够在靠近德国边界的意大利大陆开辟战场,这再次削弱了美国人想要纯粹开辟第二战场的努力。艾森豪威尔负责展开行动,该行动在华盛顿召开的“三叉戟”会议上稍加补充,旨在让英美联军在意大利登陆;不过,该行动将局限于南部地区,目的是分散德国在选定的第二战场的兵力,此时它的代号为“霸王”(Overlord)。

“四分仪”会议上所作出的决定,并未完全终结丘吉尔推迟登陆行动的持续努力,直到他确信在法国北岸的登陆行动不会损失惨重前,他一直推迟登陆行动。在美军最终经由南线前去参加进攻法国的行动之前,艾森豪威尔向意大利半岛的进发出乎马歇尔的预料。然而,“四分仪”会议是丘吉尔能够提议分散第二战场兵力的最后时机。美国人坚决反对巴尔干的冒险行动,这是完全正确的,不仅由于地形地貌,而且还有国防军本身与铁托(Tito)作战遇到的种种困难,已打消了那种想法。不过,美国人本该对意大利战役设置更为严格的限制,从根本上来讲,意大利战役为德国的意图服务多过为同盟国的意图服务。

“四分仪”会议后,美国人捣碎了丘吉尔让地中海战略多元化的所有成果。此后将是“霸王”行动,而且只有“霸王”行动,丘吉尔不再能动摇它。在“三叉戟”会议上,丘吉尔同意任命一名司令为盟军最高统帅(Supreme Allied Commander),负责筹备“霸王”行动计划。在“四分仪”会议上,他作出让步,盟军最高统帅应该是美国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美国人的坚持让他越来越咬紧牙关,英国的牙齿变得越来越钝。

1943年11月1日,丘吉尔在参谋长委员会上说:“这个问题已不再是弥合供求差距的问题。现在,我们的人力已经全被动员起来参战。我们无法再让总数增加;相反,总数在减少。”在衰落感的压抑下,丘吉尔仍然无法为他认为不能再推延的事件确定日期。罗斯福,甚至是面无表情的马歇尔,到那时都不能逼迫丘吉尔面对无法逃避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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